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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七世纪下半至八世纪初，随着国家财经状况与官本实施情形，唐朝机动性地调整利率。其中，官方法定利率在开元间异动最频繁，开元六年崔议州县官月料钱时还是“七分生利”，但其后的多次修法，利率也跟着有满大的起伏变化。
利率的大规模修令
开元七年、ニ十五年两次大规模修令，开元十六年以后玄宗曾两度修定格，一次是开元十九年命裴光庭等“删选格后长行敕六卷，颁行天下”，另一次是开元二十五年的新格。有学者认为《格后长行敕》并不是格，而是与格并行之法典。然其既“刑选”而成，便是经加工改写过，并非如唐后期那样是单纯的分类编辑。在其删选的前一年，玄宗复置天下公廨本钱，或许为了增加官府收人，将开元十六年的“官本五分收利”，调升为“收赢十之六”，多添月息1％。短短两年间利率的变动，显然与官本之置废相应和，但不知裴光庭等删选《格后长行敕》时，是依开元十六年，还是十八年的利率？
至于天宝年间的利率，在《夏侯阳算经》的一道算数题中展现出来，唯该书成于贞元、元和间，作者能否正确忆及许久以前的利率，有疑问。何况算经只是拟题，不必依实事具录，是以所述利率的可信度，终不如典制书或诏敕来得真实，但在无其他数据佐证下，姑存之。整体来说，玄宗时的利率呈阶段性地缓降之势，开元初仍承袭着月息7％的高利率，直到开元七年修法，重新定令，才降为6％，其后到开元十六年又续降为5％。这十年间利率的调降，除了反映当时的富庶繁荣，资金充裕，或许也与开元十年的废公廨本钱，政府不需仰赖利钱挹注财政有关。而也就在开元十八年重行置本取利时，利率随即调高，显然系着眼于国家用度需靠利钱收入。
然自此以后，外官俸钱因有户税补贴，利钱的需求量不似昔时之迫切，于是在开元十五年又再次引导利率下降。唐前期官方法定利率的递降，与国家财经状况有绝对关系，开元间的频繁调整利率，表示中央能充分掌握官本与财政信息，并做迅急处理，其行政效率相当高。然而在已知的利率趋势中，不无可能别有其他情景出现，开元七年官方利率为6％，吕都督既取开七例，又日妄剥一分，则其事应发生在开元七年以后，且当时法定利率为5％。
查开元十六年官方利率オ降为5％，不二年又调为6％，想来吕都督判定此事就在十六至十八年间，由于其距刚废掉的月息6％不久，故直言立制时间为“取开七例”。但需注意的是，为何堂堂西州都督会不依官方利率，故意妄剥分?按开元十八年复置天下公廨本钱时，将利率调升为6％，如本件文书的发生时间在开元十八年至二十五年间，则冯君住等所纳利率的7％，不正如吕都督的异笔处分，同样是妄剥一分。
▲《夏侯阳算经》不停变化的利率
妄剥一分的原因不很清楚，但在昌都督处分的出举案状之前，另有一条曰:“利用资益供客”，难道因为西州承担了太多使客往来的任务，而仓储食料不足，国家又别无补贴，官本取利既然供公廨之用，官府加一分收利似也无可厚非。不过，不依官方法定利率毕竟非常态，很容易引起纠纷或诉讼，本文书纳麦利者正为“妄剥一分”而鸣不平，主典也因隐欺、妄征而遭牵连。但这种情形也并非西州各处或各时皆如此，如大谷文书号开元二十六年柳谷馆捉本钱，实计月利率为5％，与开元十五年令“五分收利”相当，未见“剥一分”之异笔处分。自唐初的高利率，到开元年间的波段式下降，反映的是国家的财经状况好转，对官本捉钱的依赖渐少。
然而唐代利率最低的时期，反而是政经形势不甚稳定的唐后期。代、德之际，人民颇受战乱之苦，物资乏，货币不足，而官本利率仍维持在开元盛世5％的水平，令人有些讶异，或许当时的利率只反映某些特定地区的经济状况，不尽能表现整体的财经实情。而政府对全国宣布这样的利率，或许寓有笼络民心，减轻人民压力的政策意义。再者，两税法后，钱重物轻，市场筹码严重不足。
按理来说，利率有向上攀升的力道，但事实并不如此。一方面，元和长庆间允许以实物纳税，使货币不足的问题稍获改善，物价趋于回稳，长庆之后官本利率自5％下移至4％，可能就导因于这样的背景。另一方面，这样的低利率，应该只行于少数工商发达，资本较多，通用货币的大城市，这不也正是官方放贷最主要的执行地区?至于较偏远处的官方利率，如果不是政府的刻意压低，恐怕很难维持如此的低档吧!
为了减轻人民负担，国家运用预算外的方式筹集财源，理论上，官本只来自政府的一次拨款或添给，其后只需往复不断地回转生利，就可以自给自足，不必再靠国家年年编制预算，是一种颇为节省税收，不劳民财的办法。官本生利纵然常因利钱不足，本钱赊耗，衍生不少弊病，但其功能仍不宜忽视，因为政府通常仅需将一至两个年度的经费统合起来，一次拨给，在顺当运作下，就可以永远供办所需，不再依赖国家财税，这比起年年编列预算，确实要节省许多。而且就算是经营不善，本利多所欠折，政府也是经过若干年オ添填一次，元和十五年二月敕日:“仍每经十年，即内外百司各赐钱一万贯充本。”
▲唐代政府官员彩绘图民间利率的执行状况
京司食本对同一机构的赐本无论是个别的或集体的，很少间隔在二、三年之内，而且每次所赐也未必就是各司需数或足额，故以财税观点言之，本钱生利法诚然有不可抹杀的价值，或许也因此，就算其被批评为“非驭官之体”，系“自贞观以后，留此弊法”，朝廷也依然勉力维持之。从无全面废止的真意或念头唐代的官方利率，从月息8％渐次降至4％，已经折半，看似很低，但如果与宋代以后相比，整体的利率水平还是很高。宋代的官营抵当所月息是1％，官方规定的质当或举借月利不得过4％。明律、清律则同时限定钱债或典当的月利并不得过三分。
虽然民间的实际执行状况与此颇有出，但也不乏低于法定利率的例子，而官方的运作大抵不逾法律约制。法定利率是一种政策性标识，它参考市场的货币经济而制定，也有引导或抑制民间利率的作用。唐代的法定利率，整体来看，显然高于宋代以下，当与唐代方自实物经济走向货币经济，市场累积的资本数量还不够充足有关。而借者的还债能力，贷者的损失风险，也都促使唐代的法定利率，相较于宋代以下要高些。唐政府除了设置法定官率，还常并及设置法定民率。
即使在事实上民间约定利率远超过法定民率，但法定民率始终追随着官本利率而异动，且从未高于官率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，大概系因为唐政府急需依赖官本收息，以获取财政支持，所以才做这样的安排。从历代利率的比较中可知，唐代官方的法定利率其实是很高的，尤其是开元以前，若非高户，绝难承担得起。就算其后利率向下缓降，却也因捉钱者的身分普及于一般百姓，因而欠利严重的问题不断浮现出来。
典吏等高户都深感捉钱的压力，那就更别提贫穷小民所受到的迫害了。唐后期利率虽然继续下降，不过百姓欠利的现象实较前期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这从屡次放免的诏书中可见一般。大体上，后期政府对官本欠利的处置有两大类，是暂时停征，另一是待欠利数倍后才减免。停征不是放免，只是在还纳期限上做较弹性的处理，官府通常在丰熟后仍会征理钱物，停征具有暂时舒缓欠利者压力的作用，但是停征期间利息照样累计，停征后欠利依旧催逼，停征捉钱者的实际效益，其实相当微小。在欠利减免方面，唐政府的规定非常严苛。所谓的放免，仍非毫无条件地全部免纳历年欠利，而是依所纳倍数，酌情减放，甚至纳利不足五倍者，还认为其数非多，排除其减放资格。
▲唐代捉钱者彩绘图欠利问题的出现
复次，唐政府在思考欠利期限时，刻意拉高所计倍数，逾十余年或二十年以上者，明知其全无纳利能力，不过是远年负，但竟无怵惕怜悯之意，还要向子孙亲邻保人所由等强征，唐政府如此地苛待贫困的捉钱者，盖只为财政利益也。看来捉钱者在享有免差遣杂役的同时，更担负着超高利钱的风险，即使政府许诺其有罪府县不得劾治，但仍难逃种种的征敛威逼唐政府对债务的态度。其实并不都采取这样严厉的处置方式。私债十年以上，利过本两倍就放免，其与前述官利五倍、十倍以上犹征邻保，宽严之间，相去诚有天壤之别。
唐政府对官、私债的明显差异，系因私债攸关百姓生活与社会安定，为了避免富室家强人急切，通其陷死逃亡，或因诉讼而徒扰公府，故站在维护贫弱者的立场，采取对其较有利的本利关系。至于官本捉钱者，政府自认已给与免役、免府县効治、子孙相承、或人流授职等优惠，应可相对地要求其本人及子孙等，尽最大能力与义务，交出定额利钱。唐政府之所以会如此看待官本捉钱，不惜逼迫捉钱人交纳高倍数欠利，也不肯轻易放免之，方面与国家财政窘缺，急需仰赖利钱收人，填补财务不足之困境，有绝对关系。再方面也是因为两税法后，钱重物轻，通货紧缩，遂使放款不易回收，坏账过高，以致官本收益下降，政府只好用累计欠利倍数的方式，弥缝财务缺口。
财政与经济的双重压力，让后期政府有些乱了方寸，但也因此而判断，该种高倍数逼缴欠利的作法，未必出现在唐前期。因唐初捉钱者多高户、典吏，其纳利能力总较贫户好得多;而开元以来虽然仍见“收利数多，破产者众”的情景，然其时财经状况颇佳，物价低廉，户税补贴政策也减少了本钱的需求，国家实无必要竭泽而渔，榨干百姓生活资源，故不仅未见高倍数逼欠利的措施，儒家官僚还以“伤民刻下，具在其中”、“并取情愿自提，不得令州县牵捉”等悲悯、体恤的口吻，呼政府善待捉钱者。唐前后期的捉钱问题，无论在客观情境上，或主观意识上都显然有别，宜其推断前期政府对欠利者，大概不致如后期政府般的严厉态度与处置方式吧!
前期政府如何收取利钱，当时之公私出举者，皆实行利不过本，又不得回利为本的办法。虽然唐政府行事未必皆依法令，其便宜从事，违法处断者，史料中也时有所见，但法令既有明文开元时期又无收取高倍数官利的必要，就算不肖官吏擅权，也不应太过离利不过本一倍的规定，更别提中央政府会公然毁弃法令，准许强收一倍以上的官利。近年深受学界重视的天一阁藏明钞本北宋《天圣令》，是在唐开元令的框架内修订的。即使其删掉公廨本利不得更过一倍这一段，也只代表宋代已不适用，却不妨碍开元期或唐前期仍在行使。反倒是“受寄财物辄费用”条后所列唐元和以后诸制敕节文，原则只论私债事务，全然未提收取高倍数官利一事。
▲北宋《天圣令》高风险的官本生息
唐后期京司的征敛高倍数利钱，显然系为国家财源而别有变通之道，完全抛开开元令或前期法令的约制。官利的收取倍数，或因不同时期而有差异，但官本出举的订定方式与计利不足的处置之法，前、后期未必有太大的不同。似乎每笔官本的出放，都由曹司之下的典吏，直接与捉钱人户订立契约，由于不经主管曹司的判案，竟被视如私契。元和六年柳公绰论及诸司诸使捉钱人户时，提到文牒与保契:“百姓利其牒身，情愿虚立保契”，文牒载其免役与过犯府县不得効治之权利，保契或许就是这里的私契。唐政府规定买卖奴婢马牛等重要财物，私契之外，市司还要核发市券，才算完成法律程序，双方如有争执，这等私契不足以为裁判时的依据。
官本既然事涉官方，更不能只以未经判理的私契为已足，相信在私契之外，会发交载有更明确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书给捉钱者，此即柳公绰所言之文牒，亦前期捉钱者所应持有也。由于政府配给的捉钱数有高低，利率有轻重，捉钱者本身亦有贫富之，所以每个人纳本利的情况不尽相同，其有欠负者，政府通常先采取家资抵偿的办法，崔沔状曰:“收利数多，破产者众”。宝应敕要殷富干了者捉钱，因为:“庶得永存官物，又冀免破家。”这里的破产、破家，指的都是用捉钱者的家资抵偿官债。
官府在无担保的情形下放出本钱，似有很高的风险，然其实官府一则凭借的是无与伦比的威势，让捉钱者不敢赖债，再则官本出举时，捉钱者就指当其家产，官府根本不怕捉钱者不就范。捉钱者在举官钱时，已指田园产业为担保品，易言之，举借官本是一种无占有质或指名质的性质，只有在其本利欠负不能还时，官府才能就其债务部分收抵之。不过所谓的“家资”应含动产的财物及不动产的田园产业在内。如捉钱者贫困，已累计欠利，而家资不足以抵尽时，捉钱人户还可“役身折酬”，即用役力，平功庸，折欠债，但役力只限于户内男口。
然而，所规范的还本利办法，尽管已动到捉钱者的家产，甚至役及户内男口子孙弟侄等人，却仍不出捉钱者之户。只是官府在实际操作上，似有持续向户外之相关人等，收取财物的倾向，这在唐后期尤其明显。官本出举是唐政府筹措财源的一种方式，其利率高低，视国家财经状况与官府需求而变动。
▲捉钱者画像结语
长期来看，唐代的官本利率呈缓降趋势，前期的捉钱者所感受到还本纳利的压力，应大于后期的捉钱人户，然事实或有不尽然者，部分捉钱者在高倍数累计欠利，以及回利作本的情况下，饱受重利盘剥。后期官府自有一套还本计利之法，也自有其催逼欠负，摊征亲保的方式。因此，利率高低不是决定捉钱者欠利多寡的唯一因素，官府对本利关系的态度，以及财务需求的迫切程度，可能才更具关键性。
